寻踪淮夷：伐与被伐中成就的“青铜盛世”
文化的形成，从来不是一家独创的结果。
夷族是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因位于中原王朝以东，故称东夷。作为东夷古族重要分支的淮夷部落，在夏商周时期，成为淮安文化创造的主体。
《缘念淮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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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夷族中，既有独立和抗争的 “野性”，又以“仁而好生”著称的，就是淮夷的西邻古徐国。古文献载：“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记录了徐偃王的功绩和古徐国与周天子的纷争。
从历史文献来看，淮夷、徐戎虽都属东夷，却不是同一方国，但两者在许多共同利益和文化上经常互通有无。在古徐国势力鼎盛的西周时期，淮夷曾一度归其统领，联盟抗周。而徐文化“以仁治国”的理念，不仅得到了淮夷的认同和接受，也对后世孔儒“仁”学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西周时期，淮夷先民在接纳了中原“礼乐文化”，并与行于本土的“徐文化”相融后，最终形成了质朴厚重、“淳实尚义”的“淮式”地域民风。
淮安及周边地区是商周时代部族交融与列国纷争之地，虽然史料中有关淮夷的记录要么是去打豆豆，要么是被豆豆打，但考古学中的“淮夷文化”却是“高水平的，绚丽多彩而又极富个性”的，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足可与中原地区并驾齐驱，在制陶、建筑、骨雕技术，玉和青铜文化发展水平方面，甚至处于领先地位，其中以青铜文化尤为突出。
《诗经·大雅》中，有首诗叫《江汉》，写周宣王命召虎领兵讨伐淮夷，得胜班师后，宣王册命，赏赐其土地、圭瓚（古代的一种玉制酒器，形状如勺，以圭为柄）、 秬鬯（ 一种酒）等，召虎便铸了一个簋，铭记此事。
新中国成立以来，淮安陆续出土了数百件商周青铜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铸造精良，纹饰精美，体现出高超的艺术创造水平和独具一格的装饰艺术风采。其中，尤以1978年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器群数量和影响最大。这些青铜器主要分布于古淮河两岸地区，年代可分为商、西周、春秋和战国四期，文化上既有北方中原文化，也有南方楚文化、吴越文化，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淮夷文化。
淮安青铜器发展的这个特点，是这一时代特征在青铜文化上的体现和反映。可以说，淮安地区的先民是在一次次伐与被伐的征战和会盟中，造就了自己的“青铜独秀”，在经历千年时光的打磨之后，成为当今淮安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春秋战国时期的刻纹铜器，一直被视为国之重器。现藏于淮安市博物馆的刻纹铜箅形器，不仅是迄今以来所发现的刻纹内容最丰富的铜器，而且至今仍是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箅形器物。
刻纹铜箅形器于30多年前（1978年）出土自淮阴高庄的一处战国墓中，因形如蒸馒头的蒸屉，故被命名为箅形器（箅是指蒸煮食物，箅形器则是指类似于蒸屉形状的器皿）。其直径50厘米，圆形带孔，锻造刻纹，器表满刻细如毫发的图纹，有山峦林木、飞鸟走兽、神人怪兽、珍禽瑞兽和车马田猎等，特别是那些千姿百态、奇妙莫测的神人怪兽，在我国古代神话总集《山海经》中大都有所记载，从而所证《山海经》所言皆有所本，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著作。
数十年来，关于刻纹铜箅形器的真正用途，一直争议不断，有人认为，其与同时出土的一件刻纹铜盘互为配套，可能是古人大蒐礼中，用于狩猎时分赐美酒的酒器（作为温酒或冰酒的承盘所有），亦或是那个为墓主人陪葬的巫师，用来绝地天通的法器……
即便是在中国古代青铜器重要出土地的淮安，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器群在数量和影响也是最大的。那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先秦古墓为何会出土如此多的青铜国宝？
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千古谜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墓中，那箅形器上满刻的图像亦如一个个还原历史真相的时空秘符，不但体现了先秦时期淮安地区青铜文化的高度发达和淮夷先民的工匠精神，也丰富的记录下了当时的贵族生活和社会活动，真实反映了部落交融和列国纷争下的淮安及周边地区的“人间百态”。
或许，这也正是战国墓中那位王公贵族留下这件心爱之物的真正用意，那时国破家不复，唯有携物忆往昔……
——摘自《缘念淮安》杨静的文章
